一、不知非法持有毒品者持有之目的
黄某有吸毒史，2015年7月黄某的妻子即将临盆，为此黄某决定用一种特殊方式来庆祝，向绰号“强仔”的毒贩订购了一批氯胺酮，准备婴儿满月的时候用于“招待”朋友。黄某通过银行转账方式交钱，并由“强仔”将氯胺酮送到黄某所在县城进行交接。当地警方在获得线索后，即安排了设卡拦截，准备人赃并获。由于黄某强行驾车冲卡，现场抓捕未果。侥幸逃脱后的黄某，将刚到手的装有氯胺酮的盒子，顺路扔在一居民楼前的树下。事后，黄某遗弃的盒子被附近居民发现，并移交警方，经称重起获氯胺酮达1.5公斤。经侦查，无法核实“强仔”的真实身份情况。
二、是否可从重定贩卖毒品
黄某到案后交待，其购买氯胺酮的目的，只是为了“招待”朋友，警方也未发现黄某的其他犯罪线索。对于黄某的行为构成何种罪名，有意见认为，黄某一次性购买氯胺酮达1.5公斤之多，数量大，仅用于所谓的“招待”朋友或个人吸食，不符合常理。由于黄某也是吸毒人员，其购买后再出售获利、以贩养吸的可能性较大，故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黄某的刑责。
本文认为，构成“罪刑法定”的刑罚原则，对于没有证据证实的疑似犯罪行为，就不能根据某一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认定该行为构成某一犯罪。既然没有证据证实黄某是要出卖毒品，就不能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责。
查明犯罪目的，是准确认定犯罪行为性质的重要前提。相对于其他犯罪行为而言，毒品犯罪存在较大的特殊性，即缺乏较为直观的受害人，也就难以通过受害人陈述这个角度，从表征对犯罪目的这一主观心态进行分析和评价。这一点，在认定是否构成贩卖毒品罪时，显得尤为突出。实践中，侦查机关可能会查获大量毒品，但对于毒品的最终用途却可能因客观原因，导致缺乏有效或有力证据予以证实。由于不能确定涉案毒品的最终用途，也就不能从犯罪目的的角度，对犯罪嫌疑人的实施某一行为作出排他性的准确认定。本着“疑罪从无”的刑罚原则，对于持有大量毒品却又不能证实犯罪嫌疑人持有用途的，即使存在通过毒品交易行为获取不法利益的可能性，也不能认定其构成贩卖毒品罪。
正是由于毒品犯罪存在的特殊性，以及打击涉毒案件的形势需要，联合国于1988年制订的《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中，就明确将非法持有(占有)毒品行为规定为犯罪。我国于次年加入了该《公约》，并于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中，将非法持有毒品行为规定为犯罪，在1997年全面修订《刑法》时将该罪名纳入刑法典。通过从立法角度完善罪名设置，填补了打击类似犯罪行为的法律空缺。相对于贩卖毒品罪而言，非法持有毒品罪不论是定罪情节还是量刑幅度都相对较轻，但这种降格处理的模式，对于制裁毒品犯罪行为而言仍是必需的。
本案中，虽然涉案毒品数量已经达到了“较大”的层次，但由于缺乏证据证实犯罪嫌疑人的主观目的是为了获利，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认定原则，故不应认定其构成贩卖毒品罪。但也正是由于涉案毒品数量大，其行为已经符合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构成要件，应当认定其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并追究其刑事责任，这也符合“罪行法定”的刑罚原则。从结果而言，对于类似的涉毒犯罪活动，在制裁上并不存在盲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