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般自首的成立条件有哪些
成立一般自首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自动投案
所谓自动投案是批犯罪人在犯罪之后，在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出于本人的意志而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的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等待进一步交代犯罪事实的行为。对此，可从以下几方面把握：
（1）投案行为必须发生在犯罪人尚未归案之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4月6日发布的《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动投案包括下列情形之一：
①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以前，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
②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
③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
④罪犯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
⑤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
⑥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的，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
上述第2至第6种情形属于视为自动投案。
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过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投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视为投案。反之，犯罪后被群众扭送归案的，或被公安机关逮捕归案的，或在追捕过程中走投无路当场被抓捕的，或经司法机关传讯、采用强制措施后归案的，都不属于自动投案。
（2）自动投案一般应是基于犯罪分子本人的意志或意愿。如果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自动投案的动机多种多样，有的出于真诚悔罪，有的慑于法律的威力，有的是为了争取宽大处理，有的因潜逃在外生活无着落，有的经亲友规劝而觉醒等，不同的动机，一般不影响归案的自动性。
（3）必须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等待进一步交代犯罪事实。
（4）必须向有关机关或者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具体的犯罪，即不能仅空泛地承认犯罪，而是必须承认自己实施了某种具体犯罪。
犯罪人自动投案并供述罪行后又隐匿、脱逃的，或者自动投案并供述罪行后推翻供述，意图逃避制裁;或者委托他人代为自首而本人拒不到案的，都不属于“自动投案”。但是犯罪分子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罪行后，为自己进行辩护，或者提出上诉或者补充或更正某些事实的，这都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权利，应当允许，并不影响自动投案的成立。
2.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犯罪人自动投案之后，只有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才足以证明其有自首的诚意，也才能为司法机关追诉其罪行提供客观条件。因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成立的核心条件。所谓“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自动投案后，犯罪嫌疑人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至于所供述的罪行，司法机关是否已经掌握，是投案人单独实施的，还是与他人共同实施的，是一罪还是数罪，并不影响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条件成立。但是，如果在供述中隐瞒主要的犯罪事实，或者推诿罪责意图保全自己，或者一人独揽罪行、庇护同伙，或者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等，不属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不能成立自首。此外，犯罪分子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
二、特殊自首的构成要件
第一、特殊自首的主体要件
特殊自首的主体，根据《刑法》第67条第2款的规定，必须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所谓被采取强制措施，是指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采取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和逮捕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谓正在服刑的罪犯，是指已经人民法院判决，正在被执行所判刑罚的罪犯。除所规定的三种人以外的犯罪分子，不能成立特殊自首。
第二、特殊自首的客观要件
成立特殊自首，除了主体要件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以外，还必须符合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这一实质性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可以看出，特殊自首的实质条件存在以下问题：
1、“司法机关”的外延。司法机关一般指公安局、法院、检察院，但特殊自首中的司法机关外延不够明确，并不是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向全国任一个司法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都构成特殊自首。因此，特殊自首的司法机关外延必须加以限定。笔者认为：特殊自首中的司法机关应限定在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所在地的基层公安局、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为宜。
2、“还未掌握”的含义。“还未掌握”是“掌握”的反义词，所谓掌握是指凡侦查机关依据现有的线索和证据足以确定该人就是某案的犯罪嫌疑人时，即为罪行已被掌握，除此之外，全为“还未掌握”。根据这一定义，有学者将“还未掌握”分为三个程度：其一，司法机关尚不知道犯罪发生；其二，司法机关虽然知道犯罪发生，但不知道犯罪人是谁；其三，司法机关已知道犯罪发生，并已有个别线索或证据使司法机关对该人产生怀疑，但还不足以据此将其确定为该罪行的犯罪嫌疑人。
3、“其他罪行”的理解。上述司法解释将特殊自首中的“其他罪行”限定为“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由此可见，司法实践中，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只能供述被司法机关已掌握或判决确定的罪行的异种罪行。司法解释作出如此规定，大概是与刑法中的数罪并罚规定相协调。但在理论界，如何理解“其他罪行”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本人其他罪行是指犯罪分子本人的除司法机关掌握以外的不是同一性质的犯罪；第二种观点认为，在审判过程中，特殊自首的本人其他罪行是指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异种罪行；在服刑过程中，特殊自首的本人其他罪行既包括异种罪行，也包括同种罪行。第三种观点认为，其他罪行，既包括与被指控的犯罪性质不同的异种罪行，也包括与被指控的犯罪性质相同的同种罪行。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因为，“其他罪行”的定语是“还未掌握”，既然“还未掌握”，司法机关并不了解是“同种罪行”还是“异种罪行”，如果犯罪分子供述了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同种罪行”，反而加重其处罚，明显与自首从宽制度基本精神矛盾。
因此，只要符合特殊自首的主体要件和客观要件，无论犯罪分子如实供述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还是异种，只要其可以单独构成犯罪，均应认定为特殊自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