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副区长的曹颍章日前被判刑十一年。原来，曹颍章在两起强拆事件中，犯有滥用职权罪，造成两家财产损失，并导致一名市民服毒自杀成为植物人。而且，他还收受开发商贿赂。这起事件被认为是暴力拆迁事件官员被问罪的“开先河”之举(6月1日《新京报》)。
暴力拆迁制造的惨剧曾无数次濡染过公众耳目，人们却鲜见制造悲剧的官员受到刑事追究。现在，终于有官员倒在暴力强拆这一社会毒瘤之中，如此情状自然容易激起公众更大期待，希望刑事追究能对暴力拆迁中权力失范的官员起到更大震慑作用。那么，这起官员暴力拆迁获刑事件，能否作为一个法治标本，产生正义引领价值呢?
对此，我并不乐观。由公权力主导的拆迁，其魄力之大，意志之不可违逆，令人坐立不安，说到底，也就在于权力的铁蹄可以轻易突破法律的正义底线。面对暴力拆迁中那些骄横的权力面孔，地方司法力量往往只能一脸无奈。阜阳官员曹颍章因暴力强拆获刑，原因根本不是当地司法力量的一次强势突围，以法律之剑将恶权斩落马下。他的落马，说到底，还是来自权力干预。报道说，阜阳市有关领导获知“强拆逼死人”消息后，对由此可能给阜阳形象造成的负面影响很是担心，作了批示，“由市纪委和市建委派员对拆迁过程的合法性进行调查”。可见，在这一事件中，并不是法律主动自觉地对这起拆迁事件进行合法调查，而是更高层级的权力自上而下驱动了相关法律机器运转。这种权力干预也反证了，在暴力拆迁面前，法律实际上处于消极作为甚至不作为的状态。
不妨假设一下，如果当时身为副区长的曹颍章在进行暴力拆迁之前，得到了更高层级权力授意与许可，或者相关拆迁行为给当地政府带来了政绩与形象，那么，这个把拆迁户逼得自杀的官员，很可能就是“功臣”，而不是“罪人”，很可能会受到权力的保护，而不会因为一纸权力“诏书”而落入深牢大狱。可以说，在地方利益与形象最大化的管理思维之下，这个权力干预导致的“刑责暴力拆迁官员”事件，非但不能产生法律引领意义，反而会固化人们“权力大于法律”的意识。
此前，有媒体报道过“近3年拆迁自焚案中无地方官被问责”的消息。而在唐福珍自焚事件中曾被停职官员钟昌林不久前还强调，他对唐福珍的死根本不存在歉意，而强调“唐福珍自焚是法盲的悲剧”。不知道这些官员能否永远坐稳自己的官位，但除了曹颍章至今没有第二个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却是事实。在暴力拆迁面前，不少执法者将“合法性”轻易就抛诸脑后，屈身成为权力的家奴。这其实寓示着，在权力干预司法的潜规则之下，很多时候法律已经处于严重沦陷的状态，根本不能担当起传送正义的责任。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美国著名法哲学家伯尔曼这样说过。悲哀的是，现在看似因暴力拆迁获刑的曹颍章，却无法成为一个法治标本。从本质上讲，如果对暴力拆迁行为的问责，不能真正交给法治与民主，而是由权力来自说自话，公众权利在与强势权力的博弈中，就始终不可能走出那种被掣肘的尴尬。在暴力拆迁的利益驱动下，在法律失灵的现实语境下，还会有很多官员挥动权力大棒，来制造种种血泪悲情。
